遂平:90岁老兵的60年夙愿

□晚报记者   姚会峰/文   王冬霞/

         天中晚报讯(记者   姚会峰/文   王冬霞/图)60年的企盼,60年的等待,90岁老兵袁国璋至今仍在盼望中度日——能够享受一名国家干部的待遇。不过,今年,他领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对抗战老兵的补贴金5000元,还得到了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让他得到了一些安慰,因为他这个老兵终于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但由于无人能证明他的过去,只有一张复员时转到遂平县人武部、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部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履历表,袁国璋老人60年的夙愿能否实现,现在仍是个未知数。近日,记者来到遂平县和兴镇恒兴村采访了这位饱经风霜的耄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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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璋老人在看杂志。

        为打鬼子投笔从戎   当了国军受尽欺辱

         2015年12月底, 记者在袁国璋的小儿子袁彦辉的带领下,来到恒兴村一个整洁的农家小院,在4间平房的最西间见到了正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看杂志的老人。

        看到有人进屋,袁国璋老人急忙放下手中的杂志,取下老花镜,热情地打招呼。老人虽然个头不高(1.7米左右),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记者发现老人住的一间屋子里,墙壁上挂着的和桌上摆放的镜框里装满了照片,记述着他从威武英俊的军人到白发苍苍的老人的人生经历,传达出老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故人及往事的怀念。一尘不染的地板、有条不紊的家什、叠放整齐的被褥,从这些能看出老人仍保留着行伍出身的传统和作风。

         落座后,记者随着老人清晰的记忆,仿佛走进了上世纪中叶那硝烟纷飞的战争年代。

        袁国璋1925年出生于遂平县和兴镇恒兴村(当时叫恒兴镇)。父亲袁书金略识字,平时亦农亦商,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卖瓜果和羊肉汤,但家里生活仍很拮据。袁国璋排行老大,有两个弟弟。虽然家里穷,但父亲知道读书的好处,还是想让袁国璋上学。袁国璋10岁那年,被父亲送到位于恒兴村北头由基督教堂办的信义初级小学,第一年交了5串钱,第二年就免费了,一直上了6年多。1942年,他又到沈寨上高小(即六年级)。当时已经17岁的他和同学们看到日本鬼子在街上很嚣张,很想打他们,但不知道如何打。

         1943年1月,袁国璋已经18岁,因家里怕国民党抓壮丁,他还没参加毕业考试,他家的一个亲戚赵卫廷(西平人,当时是国军军医),受袁国璋父亲之托,把他带到了部队。袁国璋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只想着能打鬼子就行。因为学生兵不好招,当时赵卫廷给了袁国璋的父亲20块大洋,一般的兵只给8块大洋。就这样,袁国璋被带到豫鄂边区,参加了国民党豫鄂边区游击队。

         换军装时,袁国璋看到换的是棉短袖上衣和棉裤头,觉得很不习惯,心里有点不乐意,但为了打鬼子,就不情愿地换上了这身行头,但他向长官提出个要求:伙夫、号兵不当。于是,部队长官就把他安排到了特务排。他只记得当时的排长姓周,是湖南人。1943年4月,王冠吾任司令的豫鄂边区第七挺进纵队司令部招学员,他被推荐去考试。考试后的第二天,他就被通知到司令部训练。

        当时司令部驻扎在湖北天河口,他在训练班进行不到半年的野外训练后就毕业了,1943年9月被任命为司令部警卫中队下士副班长, 194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士班长,并配发了新的军衣。

        可是,他回到班里后,由于还有老班长,他只能享受班长待遇,并不能行使班长的权力。老班长忌贤妒能,不但经常找他的茬,而且把上级给袁国璋发的新军衣扣为己用,把自己的破军衣给了袁国璋。由于当时部队驻扎地的环境差,袁国璋没有换洗的衣服,身上生出很多虱子 ,每天痒得抓心,又想到不但老班长经常欺负自己,而且因自己年龄小经常挨打受骂,就想自杀。在老乡刘付国和刘富有的劝说下,他才强撑了下来。

        没过多久,部队发生了瘟疫,老班长病得最重,不能说话了,被转到其他医院救治,后来就没他的消息了。老班长病重时,几个战友劝他去探望一下,可是,倔强的袁国璋就是不去。因为这他还被连长罚跪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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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国璋所在部队为国军游击纵队,属于机动部队,而且他在司令部警卫中队,很少和日军正面作战,只在湖北应山打了一次遭遇战,而且打胜了。抗战胜利前,他们一直在绥县、枣阳、桐柏、信阳等地打游击。

        袁国璋说,1945年,他随部队北上,来到许昌西部的八岭桥关公挑袍处。其间,部队经过西平时,有人知道他是遂平人,就劝他回家算了,可他害怕回家后再被抓壮丁,就没敢开小差。1946年,部队又开到汤阴,被编入国军30军,他被编入警卫营二连,为一等兵,直到1948年12月,才被提为中士班长。其间,虽然随部队到处跑,但他属于警卫人员,只负责长官的安全,从没和解放军交过手,直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

         “解放太原时打得比较激烈,最后发展为巷战。我和几位长官被困在一间小屋里,听到外面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我们就从屋里出来了。”袁国璋说,1949年5月,他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62军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当战士。

         “在被编入解放军部队时,还有两个小插曲。”袁国璋说,因为不了解解放军的情况,怕被解放军收编,在填写简历时他慌称自己是国军上士副排长,因为他了解到,解放军不收编国军军官,没想到还是被收编了。被收编后他又开小差,结果没跑成还被关了禁闭。

         “后来经过学习培训,对解放军有了更多的了解,思想上也有很大提高,我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解放军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军队。因为原来当兵时不了解这些,只想着只要能打鬼子就行,要是早知道解放军是这样的,我就不去当国民党的兵了。”袁国璋说,他积极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虽然当时他的身体较弱,但觉得自己有了奔头。1946年6月8日,他所在的部队进军晋南。这一天,街道两边站满了男女老少,高喊着口号欢送解放军。因为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当天他把看到的情况和感想写成一首散文诗留作纪念:1949年6月8日这一天,部队进军到晋南,儿童妇女站两边,大爷端开水,大娘拿鸡蛋,儿童妇女喊口号,欢迎解放军,打过黄河去,活捉胡宗南,解放大西北,解放大西南。

        袁国璋说:“参加解放军后我打的第一仗就是解放西安,随后开始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先后解放扶眉、宝鸡、天水、兰州、临夏,并肃清了残敌。西北解放后,经过短时间的练兵,我们于1949年11月1日进军大西南,从甘肃漳县出发,在严寒的冬天行军20多天,到了四川和甘肃交界。当时所带粮食已吃完,补给供应不上,前面有条大河,桥也被敌人烧掉,只有一个铁锁链。我和战友一个接一个爬铁锁链艰难地渡过了河,并圆满地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任务。在解放四川时,即1950年6月30日,我在大邑县安仁镇光荣入党。解放大西南后,我和战友们又接到了川西剿匪任务,在俾家桥剿匪战斗中,因一时疏忽差点牺牲。川西剿匪结束后,我被提升为连宣传员。部队又接到了黔东南剿匪的任务。当时我腿上长个疮,边长和指导员都让我留守,我坚决不肯,随部队翻山越岭,走在部队的前头,并喊着口号:山大没有我们的决心大,山高也要踩到我们的脚底下等,鼓励战士行军作战。”

         “黔东南剿匪刚结束,我们就接到了抗美援朝的任务。于是我们便由贵州经长沙然后到河北省东鹿县练兵几个月,其间也不敢给家里写信,因为任务保密,不准和亲友通信,而且当时我已转为正式党员,应该严格保守党的秘密。1951年的除夕,我们从安东市跨过鸭绿江,踏上异国的土地。到朝鲜后,到处一片漆黑,炮声隆隆,飞机轰鸣,温度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在朝鲜我们还支援了上甘岭战役,只是我们到阵地时,战斗基本结束,现场非常惨烈。1953年,我们从朝鲜战场撤回国内。经过训练整顿,部队由野战军转为华北军区补充团。当时,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也没成家,患哮喘病身体也弱,我便申请复员。1955年3月,我才得到上级的批准。1953年我被提拔为事务长(副排级),直到复员。”袁国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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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遂平县后,就到县民政科找到一位姓郭的科长,要求给我安排工作。郭科长说让我等两天。因为长时间没回家,我便回家了。两天后我又去县民政科,郭科长说当时没有工作岗位,让我回家再等等。之后,我曾多次找民政部门,却一直没有给我安置工作。”袁国璋说,1957年,无奈之下他到省民政厅询问情况。省民政厅给他写一封信,让他带给县民政部门。可回到县里他把信交给民政部门后,他们仍让他等着,谁知这一等就是60年。

        袁国璋告诉记者,他1955年3月复员回乡后,因为家里穷,就临时担任了恒兴信用社会计,但因为工作上他严格按政策办事,与领导意见有了分歧,他就辞职了。后来,他在村里担任过初级社副社长、生产队会计、大队会计、大队诊所会计、生产队长、生产队保管员等,还当选过和兴公社的人大代表。一直到1980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他才从生产队保管员的岗位上下来。无论担任何职务,他工作上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任劳任怨。

         “我但任生产队会计时,有一次因为差2分钱走不平账,我一夜没睡,一直查账,最终查出了原因:多给一户村民2分钱。”袁国璋说,虽然只有2分钱,但那是公家的钱,不能有半点马虎。

        袁国璋复员时已近30岁,由于在部队一直行军打仗,终身大事没解决。回乡后,父母就忙着给他张罗。他正直的人品赢得了同乡女孩张梅英的喜爱。不久他就和张梅英成婚了。婚后,他们育有5儿2女共7个子女。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虽不富裕但也其乐融融。

         “我们家里有4个人当过兵,我也有重孙了,四世同堂,感到很幸福。遗憾的是我一直在家务农,等了60年,政府也没给我安置个工作,我的干部身份也没得到确认。虽然从1955年开始,有关部门就曾多次下文,对1953年以前入伍及副排长以上的干部待遇作出过规定,但一直没有落实到我身上。”袁国璋说。

        耄耋之年仍在守望   不知夙愿能否实现

         “父亲虽然90岁了,但身体比较健康,记忆力特别好,就连他当年打仗时许多战友的名字和所在部队的番号他都能清楚地说出来,只是眼睛有点儿花,耳朵稍有点儿聋。他每天早晨6时起床,到村外转一圈,回来后看会儿书或杂志,然后吃早饭。一天从不闲着,不是干活就是散步、看书、看电视。每天晚上准时看新闻联播,还特别爱看河南台的《武林风》节目。”袁国璋的小儿子袁彦辉说,“父亲让我每年都给他订《老人春秋》等杂志,他每天都要看一会儿。他对国家大事也关注,特别是今年9月3日国家举办的纪念全民抗战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他看电视时特别激动,眼泪都流出来了。”

         “今年夏天,我带着老父亲去北京旅游,在拜谒毛主席纪念堂之前,他还特意让我买束鲜花。瞻仰毛主席遗容时,他献上鲜花并敬礼3分钟,其他游客也不着急,默默地等他敬完礼。对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兵来说,这也算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袁彦辉说,“由于父亲一直没有享受到干部待遇,为了完成他的夙愿,我去过省民政厅,到过县民政局,找过县领导。县领导也作了批示,只是县民政局称,这种情况是当时的政策所致,现在没办法处理。虽然今年9月我在县人武部找到了父亲的档案,可至今还是没有结果。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多次努力下,今年政府给父亲发了5000元一次性补助金和一枚纪念章。父亲总算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得到了一份荣誉。现在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他有生之年,政府能够承认他的干部身份。不知他的这个愿望会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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