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关三叠

res02_attpic_brief/一叠/

  闺女长大后经常问我妻子:“你跟我爸爸是怎么认识的?”记得有一次闺女问话问的不是时候,妻子跟我和闺女都生着气。她跟闺女说:“我这一生做了两件最大的错事,一件是认识了你爸爸,一件是生下了你。”

  妻子是我的学生。不过我跟妻子的师生关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至一家陶瓷厂教育科工作。工作任务就是给年轻职工上文化课。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民抓学习,全民爱学习,厂教育科分期分批轮训全厂的年轻职工。上政治课、上语文课、上化学课、上数学课。我学的是数学专业,就负责教授数学课。陶瓷厂是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职工家属上万人,年轻女职工占有不小比例。嘻嘻哈哈,上课下课,一大半都是年轻的女职工。妻子是厂职工医院的护士,显得跟生产车间里其他的女孩子有些不一样,话少,孤单。妻子安安静静地坐前排,别人不听课她听,别人说话她不说。一期轮训班开学,学生新来乍到,我两眼黢黑不认识几个人,就按图索骥,念作业本上的名字,将作业本对号发到他们手上。顺带说一说作业本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记住他们的名字。妻子的作业本,只折一条折痕,没有按规定画竖线,我说了一声,她的脸色“嚓啦”一下红起来。第二天,妻子的作业本依旧没有画竖线,我就不好去说了。厂教育科培训年轻职工,不是正儿八经的学校,就不能按正儿八经的学校学生去要求。你可以要求他们,做不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这一次,我把作业本交到妻子手上,就没说画线不画线的事。我看到她躲闪的一双眼里充满了怒气,好像说我就是不画线,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她为什么不愿去画一条竖线呢?事后,妻子说我这是找她的碴子,是看上了她写在作业本上的名字,想找一个碴子认识一下她这个人。妻子的名字跟别人不一样,在众多英呀红呀秀呀霞呀中,有那么一点别具一格的味道。不能说我没有特别地注意妻子的名字,但也不能说我一下就喜欢上妻子这个人。

  轮训班一期三个月,大多年轻职工从车间生产一线走出来,把轮训班当作是放长假,上课做作业能马虎则马虎,只有少部分是认真学,想考职工大学,获取知识改变命运。妻子的愿望是考一所卫生学校,系统地学习护士专业知识。正是报名时节,她已经报过一个卫生学校,一个月后就考试。数学是主课,妻子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下课就问我。地点是教室,或是办公室。若是在办公室,她总是要拉上一个女同学做陪衬,显得很有分寸感。妻子的数学基础不太好,初中高中一路“放羊”跑过来。我俩同一年出生,她上学比我早一年,上初中赶上“文革”末期,数学基础差算正常。一个月后,妻子没考上,数学在意料之中地拖了后腿。妻子的心态倒不错,说两个月后再考一个学校试一试。先工作后考学的年轻职工都是这么一种心态,考上就上一上,考不上就回原单位上班。我主动提出替她补习数学课。那个时候,我动了一点“恻隐之心”,有那么一点“能帮别人一把就帮别人一把”的“高尚思想”。并不像妻子后来理解和歪曲的那样,是我看上了她,想找机会接近她,才主动提出帮助她补习数学课。

  补习时间是周末。补习地点在她家。所谓补习,就是把复习大纲分解成若干知识点,一个知识点接着一个知识点讲解。职工升学考试题目不会太刁钻,都是一些与例题相似的基础题。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再去考试就会八九不离十。每一次辅导结束,妻子都送我出家门。妻子送我的时候,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神态。我走远了再回过头,见妻子站在原处一动不动望着我。我心里涌出一股子暖流。一对青年男女在一起久了,难免生情,是防不胜防的,又是细雨无声的。有一天晚上,月光皎洁,水一般流泻一地,我问妻子是否有对象?妻子说,没有。我说,那我替你介绍一个吧。妻子问,我认识不认识?我说,你认识。妻子问,是谁?我说,是我。妻子一下子扑进我怀里。这是我第一次拥抱一个女孩子。妻子的身子是那么的舒软,那么的合怀。这是我生命中从未有过的体验。

  中间相隔一年,我与妻子结婚了。中间再相隔两年,妻子生下我们的闺女。婚后生活就是鸡毛蒜皮,柴米油盐,是充实的,又是乏味的。不再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情调,不再有相依相偎的温暖气息。彼此间说话的腔调变得生硬与粗糙,相互间失去耐心与谅解。遇见化不开的大小矛盾,遇见不顺心的大小事端,动不动就争吵。一天三小吵,三天一大吵,变成很长一段时间的家常便饭。有时候,吵累了,吵伤了。妻子说,我俩离婚吧?我说,离就离,谁离开谁不能活?妻子说,你就是一个骗子,你说话不算数。我反问,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我怎么就是一个骗子了?妻子说,你恋爱时跟我说,结婚后会对我好,你结婚时跟我说,有孩子会对我好,你说你什么时候对我好啦?我说,等你老的时候我会对你好!

  一转眼三十年过去,我和妻子都已经年过半百,渐渐地接近暮年。现在我跟妻子很少吵架了。是想吵吵不动,是没有精力吵。我与妻子经常怀念年轻时候的吵架时光。妻子说,那个时候多好呀,一吵一夜的架,第二天照常上班,一点都不耽误。我说,那我俩就吵一架,感受一下年轻时候的好时光。妻子说,吵个屁,你还能吵得动吗?我说,吵不动了。妻子说,我想告诉所有年轻的夫妻,还是吵架好,不想吵架,吵不动架,就说明你老了。

  /二叠/

  现在要想记录一次我与妻子年轻时候的吵架过程很困难。困难的原因之一是时间太久远,再说记忆也不愿去主动储存损伤夫妻感情的回忆。不过我还是试图尽我所能,在模糊的记忆中打捞一次,还原一次,记录一次。

  那一次,妻子一下子喝下去半斤白酒。吵架的原因我记不清楚了,或许根本就没有吵架吧。喝酒的场所倒是在家里的饭桌子上。妻子说,我今儿个心情好,想喝一点酒。相反地,我看出妻子心情一点都不好。妻子心情不好的原因各种各样,我不用去问,恐怕她自己都说不清楚。妻子说着话,就把过年剩下来的白酒瓶拿出来,自斟自饮,“咕咚咕咚”喝起来。妻子喝酒使用的是白瓷碗,倒上半碗,不就菜,几口喝下去。妻子有酒量,半碗酒喝下去不算一回事。但妻子这一次喝酒,我还是生疑惑。我问,你空嘴喝这么多白酒干什么?妻子说,我心里高兴。我问,你说有什么高兴事?妻子说,我过一会儿跟你说。妻子说着话,“哗啦哗啦”又倒上半碗酒。这一次妻子更干脆,端起酒碗,扬起脖子,一口气喝下去。我慌神,赶紧地去夺碗。一只空碗夺下来,屁用没有。妻子说,我还要喝酒。妻子手持酒瓶直接往嘴里倒,瓶底朝天不见酒。这下倒好,刚夺过一只空碗,又夺一只空瓶。妻子狠狠地把酒瓶蹾在饭桌子上,大声地命令我说,你去拿酒来,我还要喝酒!妻子见我不去,自己站起身拿酒。酒在储藏柜中,离饭桌几步远。妻子走两步路,摇摇晃晃地不稳当。酒喝的猛,劲上的快。我赶忙伸手去扶。妻子两腿一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妻子说话舌头有些大,继续命令我说,你去把酒拿来,我还要喝。我不搭理妻子,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没有防备地,妻子张开嘴,“哗啦”一声吐出来。吐一身。吐一地。吐一沙发。我赶紧去拿拖把,去拿抹布,去拿毛巾。拖把拖地。抹布擦沙发。毛巾擦妻子。妻子见我上下忙碌,两眼空蒙,无动于衷,像是别人吐的一样。

  妻子说,我恨你。

  妻子说,你不是一个好男人。

  妻子说,你对不起我。

  妻子说,你是一个王八蛋。

  妻子“呜呜溜溜”地哭起来。

  妻子说,我今天心情一点都不好。

  妻子说,我今天一点白酒都不想喝。

  妻子说,我知道今天一喝酒就醉。

  任凭妻子说什么怎样哭,我就是不搭理她。

  哭半天,停下来。妻子说,我现在想睡觉。

  妻子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一小会儿“呼呼呼”地睡起来。我不想把她往床上挪动,抱一床被子盖在她身上,我自己去卧室睡自己的。半夜醒来,我去看妻子,见她依旧在沙发上睡着,我也回床上接着睡。再一觉睡醒,天就亮了。天亮要去上班,我去喊妻子,问她今天上班不上班。妻子愣一愣神问,我怎么会睡在沙发上?我说,你昨晚喝酒喝醉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妻子两只眼睛睁多大地问,你说什么,我昨晚喝酒,喝醉了,就睡在沙发上?我问,你真不记得了?妻子摇一摇头,肯定地回答说不记得,一点不记得。

  那是一段特殊时期。我和妻子所在的陶瓷厂遭遇破产危机。我为下一步生计发愁,妻子为下一步生计发愁,厂里数千名职工为下一步生计发愁。破产像一块大石头沉重地压迫着每一个人。破产像瘟疫一般在职工之间快速地传播着,春节前后一个月时间,厂里有几个人因为发愁下一步生计而丧失了生活的勇气。那一年,我三十六岁,妻子三十六岁,闺女九岁。往常我与妻子吵架都是尽可能地躲避开闺女。那一天夜晚,妻子喝醉酒,闺女去了哪里?我现在真的一点不记得。

  /三叠/

  春节过后,我的首要工作任务就是带妻子看腰疼病。

  妻子的腰疼病是由腰椎间盘突出和骨质疏松造成的。第一阶段治疗是打针,打一种从日本进口的针剂,中间隔两天打一针。妻子就诊在省立医院,打针依旧在省立医院。省立医院离我家现在的住处不算远不算近,乘公交车大约需要四十分钟车程,加上出家门至公交车站、从公交车站至医院,再加上打针排队等候的时间,一来一回差不多需要三个小时吧。上午我要去单位上班,要上街买菜,妻子要烧晌午饭,要简单地做一做家务事。一般都在下午去打针,吃罢晌午饭休息一刻钟就得走,错开下午上班上学的高峰期。要是再晚半个小时,乘车人就会多。我不怕人多,妻子怕。妻子腰疼,怕乘车人多挤来挤去的,要是有人不小心,哪怕轻微地碰她一下子,都够她龇牙咧嘴地疼半天。去的早,回的早,依旧错开下午下班放学的高峰期。一盒针剂十针,十针打下来,前后跑一个月。

  我问妻子,腰疼好一点没有?

  妻子说,要我说实话?

  我说,说实话。

  妻子说,没觉好。

  我说,接着打。

  医生说一个疗程需要三个月,现在只打够一个月。

  妻子说,歇一歇吧,我打够了,也跑够了。

  想一想妻子说的在理。这样跑来跑去打针,确实有些受不了。

  我说,那就歇几天。

  妻子停下治疗,我感到心慌,好像没有尽到责任,好像亏欠妻子什么东西。妻子疼得拧着一副腰,睡不香,吃不香,心烦意乱。妻子问,你可知道我的腰疼病根源在哪里吗?我说,我不是医生,我怎么会知道。妻子说,你不是医生,但你比医生都清楚。我问,你说我清楚什么呀?妻子说,我这是月子病,是我坐月子没有坐好落下来的。我反驳妻子说,照你这样说话,我不同意,好像女人不管生什么病都是月子地落下来的。妻子说,你说你伺候我坐月子坐的怎么样?妻子这样一问话,我就无话可答了。年轻时我不会做家务事,尽管妻子坐月子我尽了十二分努力,但这十二分努力,在后来妻子的评判中依旧不及格。我不能与妻子去论这个道理,说当务之急是接着给你看腰疼病。

  妻子问,怎样看病,接着去省立医院打针?

  我说,不愿打针,就去针灸。

  妻子突然得了腰疼病不习惯,更主要的是不情愿和不甘心。腰疼病不是老了的象征,妻子却偏要这样去认为。妻子不断地、反复地自己问自己,我怎么就有腰疼病了呢?我怎么说一声老了就老了呢?不管妻子怎样不情愿和不甘心,腰疼病就是腰疼病,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腰疼病一天不好,就得接着去看腰疼病。

  针灸是第二阶段治疗。针灸的地点比省立医院远,中间转一趟公交车,一来一回要四个小时。每一趟都是上午去,七点钟出门,十一点钟回门。第一趟去的晚,八点半出门,赶上星期六,一到那里傻眼了,一间不大的门面房,排队等候二三十人。看病的,陪同看病的,里里外外围一个水泄不通。要说去省立医院看病的人多我能理解,可这是一家私人门诊,云集这么多看病的人,我就不能理解了。我仔细地观察下来,什么样的疼痛病人都有。儿童上小学,背书包或写字的姿势不正确,脊椎变形,来这里针灸;少年上初中,体育课上崴脚,来这里针灸;少女生鼻炎,西医治疗不明显,来这里针灸;少妇生产后发胖,体重恢复不理想,来这里针灸;男老板工作压力大,失眠严重,来这里针灸;女职员精神压力大,月经不调,来这里针灸。腰椎疼、颈椎疼、肩周疼、坐骨神经疼、小腿疼、大腿疼、膝盖疼、手指疼、胳膊疼……好像这里成了各种各样疼痛的聚集地。肉体的疼痛、精神的疼痛、生理的疼痛、想象的疼痛。面对这么多被疼痛折磨的病人,我感到一丝恐惧。好像我身上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疼痛,一样一样地即将诱发出来。相反地,妻子却感到一丝欣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疼痛,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同病相怜的人。

  每一趟,我陪妻子去针灸,她在那里排队等候,我去四周慢慢地闲逛。整个上午半天,不看书,不写作,不上班,迫不得已,不由自主,生活的节奏一下子慢下来。我一边慢慢地闲逛,一边慢慢地回忆我与妻子共同生活的三十年。我们的相爱与争吵,我们的欢悦与怨恨,我们的年轻与衰老,我们的健康与病痛……

                                                                                                                                   (作者:曹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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