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针回拨到上世纪的一九七五年八月盛夏,那场特大洪水灾害给几十万遂平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当时,我刚满12岁,正在县红旗中学读初一,亲眼目睹了“七五·八”洪灾的前前后后。今年恰逢“七五·八”抗洪抢险救灾五十周年,我把记忆中的点滴往事写下来,以作纪念。
一、如注的暴雨
8月5日至7日,豫南的汝河、沙颍河、唐白河流域,连降万年不遇特大暴雨,遂平境内降雨尤甚,仅三天的降雨量已抵上正常年份全年水平。我清楚地记得,屋檐上倾泻而下的雨形成一道道水帘,端着盆子向外一伸瞬间盈满。7日早上,雨稍稍停了下来,密云中还透出几丝阳光,我和同院的小朋友,跑到县城南月儿湾看河水,但见河北岸水泥护坡数十级台阶仅余二三。河岸上看水的人很多,有不少都还认识,相互招手打着招呼;有的凑在一起交谈,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紧张情绪,只是觉得河床比平时不知宽了多少,水也不再清澈,浑浊的河水顺流东去,上面漂浮着杂草、秸秆、朽木、树枝、瓜果等。河南岸的柳树乱成片成片的苇子仅露稍尖。
不多时,雨又下了,且越下越大。
中午饭后,县委门前子马神庙大街的积水,已覆盖着排水沟,从邮电局路口到城关粮店门前,东西街道水深处已有尺许。临街的居民有的正在用箩头、竹筐在小处堵鱼。谁可曾想到,这天深夜睡梦之中的人们将会面临一场怎样的灭顶之灾。
二、难忘的晚饭
晚饭时,雨依旧下着,但已明显减弱。关于雨情、水情的各种消息,五花八门、不胫而走。家家户户的大人们,都在到处打听四邻动静,人们的情绪已逐渐变得紧张起来。
晚饭是在文亮叔家里吃的,我们一家四口,妈妈、外婆、哥哥和我。那年,文亮叔在诸市公社任党委书记,两个儿子赵宏、赵伟趁着暑假回了阳丰老家,家里只有爱英阿姨和她的女儿赵辉。爱英姨蒸了一大锅馒头,连日大雨,家里也没有一棵青菜,只好在小半碗酱油里滴上几滴香油,两家人围在一起,吃了洪水前的最后一顿晚饭。事情虽然过去了整整五十个年头,但那顿再简单不过的晚饭,像电影一样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饭后在文亮叔家有短时间的停留,妈妈和爱英阿姨,依旧谈论着这场大雨的话题,哥哥、我和赵辉,坐在一起听得仔细, 但又似懂非懂,不敢插嘴多问。
七点钟前后,陆续有人在家属院自南向北高声喊话,大意是通知家家户户尽快转移,声声远来,声声远去。爱英姨赶忙招呼我妈回家做些准备。
家属院的人陆续开始撤离,沿马神庙街径直向东。妈妈把随手掂的一个黑色文件袋交于我,交待我一定随身携带,千万不可大意。走到县人武部大门口停车处,我好奇地拉开文件袋,借着路灯微弱的光看了看,有小纸盒、玻璃瓶、牛皮纸信封之类的东西,最显眼的是妈妈常带在身边收听新闻、戏曲的袖珍收音机,两个烟盒般大小、有几公分长的彩色尼龙绳作提手,那是当时家中最贵重的家用电器。其他的小东碎西事后听爸妈讲:小盒里装的是爸爸妈妈的私人图章,玻璃瓶里装的是几块治疗皮肤病的中成药,牛皮纸信封里是一小沓家里人的照片,还有解放初期老家的土地证、契约,皮面捆的是布票、粮票之类的东西。
三、“七五·八”之夜
走着走着路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新华书店南侧新建的财政局办公楼上下三层,是当时县城内的最高建筑。因凝固期未到还没投入使用,此时,已顾不上那么多,人扛人、人挤人,黑灯瞎火,哭啼声、喊叫声,一片嘈杂。楼上楼下很快挤满了逃难的人。
我家四口你拉我拽,勉强挤到二楼北,走廊东的一间房内,在水泥土地摊了一张一平方米大小的塑料布,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
半醒半睡中,听到有人在喊叫,席地而卧、而坐的人,起身挤到东面窗户前,往东南方向看,但见远处漫天黄水,无边无际,不时有麦秸垛、房屋架,在洪水上漂浮,天色蒙蒙发亮,雨也停了。
此时,办公楼下的洪水已漫过一楼窗台,急速的水流向北涌去。就在大家屏着呼吸、紧张得不知所措时,就听到有人在高声喊叫:楼上人员过多,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请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党员、团员、年轻人,马上转移到楼下。反复几遍后,二楼、三楼很多人自觉下楼,站在齐腰深的水中,二楼、三楼很快就有了些松动的余地。
八点以后,洪水已开始缓慢回落,有人用长长的橡胶管,绑在财政局与对面百货公司门店的两边窗户上,开始将老人、妇女、儿童先期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县委招待所。
时至中午,县城内的水渐渐退去。
四、灾后第一天
上午九时许,我们那拨人,从财政局楼上转移至县委招待所,被招待所工作人员安置在工字楼西北角二楼走廊西侧的一间客房内,房间内四张床呈四角摆放,同家属院的四家人各占一床,放下随身带的东西,或躺、或坐。
此时,大人都已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留下的只有老人和小孩,尽管都是邻居,平时都像是一家人,但个个表情木讷,时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多说一句话,更不去迈出房门一步。天气渐渐热了起来,仅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像个大蒸笼,让人透不过起来。中午,妈妈领着我们几个,去后院彭金玉副书记的家里吃了午饭。午饭是彭书记老伴在小平房走廊下用蜂窝煤火炉炖的一锅青菜粉条,因为人多,也就吃了个半饱。
午后的太阳更加毒辣,高温高湿的天气让皮肤发烧、满头大汗。三、四点钟时,我拿着家里的钥匙回到家,打开门锁,推开房门,原本是放置在门后的水缸,被洪水移动至当门中央。庆幸的是水缸因盛水较多并没有倾翻。我便从厨房里找出一口铝锅,拿起小瓢先喝了一大饮子,顿感满腹清爽。再把铝锅盛了个半满,重新落锁后,吃力地端着半锅水,一摇一晃,时走时歇,返回招待所。
走到戏院大门口,见路边有一具尸体被半片草席盖着,两只腿露在外面。因心里发悚,想看又不敢看。
这半锅清水算是济了大事,你咚咚喝一气、我咚咚喝一气,同屋的大人,直夸我办了件大好事。
晚饭时分,爸爸拄着一根竹竿、提着一个文件袋,踉踉跄跄地找到了我们居住的客房。他面色憔悴,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爸爸招呼我扶着他躺在床上,示意我打开文件袋。我从袋中拿出几个梨、两串葡萄,让大伙分着吃。不多时,躺在床上的爸爸已发出阵阵鼾声。
后才知晓,时任车站公社党委书记的爸爸,一天一夜未曾合眼,在火车站站台察看灾情时,遇见车站公社执勤的基干民兵,他们把随手捡到的援外列车倾覆后散落下来的水果,给了爸爸一些。爸爸一口也没舍得吃,全都给我们带了回来。
洪水过后的第一个夜晚,是在浑浑不清的睡梦中度过的。
五、灾后的景象
大概是九号上午,招待所前院的广场上,已陆续有解放军进驻,还架设了电台一类的东西,这里一时成了救灾工作的指挥中心。
集聚在招待所大院内的城镇居民,已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中,开始清洗、翻晒衣物。
家里存有少量的原粮,面粉已经发酵,散发出阵阵酸味。此时,原本就很有限的供水系统,已彻底瘫痪。居民生活用水就成了头号大事。县委大门路北有一住户的压水井房,排满了接水的人。
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哥哥和我三人也回到家里清淤,整晒衣物。屋里沉积的泥沙足有三四公分厚,因年少力薄,半天下来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
刚把家中最值钱的一台缝纫机,从屋里抬出,从广播站附近就传来:“白河水又来了!白河水又来了!”一时间,我们几个手足无措,慌忙中又把缝纫机抬回屋中,锁上门就跑回了招待所。
水后的各种传言、小道消息,时时更新变换,难辨真伪,过后证实没有一件事真的。
从此,我们家的白灰墙上留下了一道水辙印痕,一米五七与我当时的身高大体相当。
五十年前的遂平县城很小,东到东关大队,西至城关第一小学,南到现在的南环路,北至城关第三小学门前那条东西街。比较热闹的地方,就是第一初级中学,往西至原外贸公司那条东西大街,白天人还不算少,一到夜晚,街上行人屈指可数。
洪水及处面积更小,也就招待所、城关公社那一片,方圆不足半平方公里。
一段时间过后,供水、供电趋于正常,县城居民的生活也在逐步好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大力支援遂平,恢复重建工作在紧锣密鼓中有序进行。天空中投放救灾物资、食品的运输飞机时常在城区上空盘旋,有时还能清楚地看到飞机舱口处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向地面的人们招手。空投地点选在县城西郊空旷的田野里,设有空投标识,民兵站岗执勤。运送救灾物资的汽车一辆辆驶入县城,县委大院礼堂前的空地整垛整垛地堆放着衣服、被褥。由县剧团的演员负责登记、接收、分类堆放,尔后按救灾指挥部安排分发至各公社、大队、直至灾民手中。
新华书店东北角,有一大片低洼的空地,面积不小,那里集中停放各地支援来的拖拉机、发电机、柴油机,以手扶拖拉机居多。一会儿开进几台,一会儿提走几辆,进进出出,秩序井然。
救灾的衣服、被褥大多数是五六十年代部队换装下来的,从颜色、样式上不难看出,是抗美援朝那个时期的。入冬时节,邮电局门前菜市场起早买菜的人,十有六七都是穿的老式军装,满满的年代感,很是招眼。
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由马神庙街步行至东关,今107与建设路交叉口,这才看到城外灾后的景象,除服务楼外、东关那一大片居民区能够完整留下的房屋没有几座,倒塌的房屋,零落的窗户、门板、房架,堆积的柴草、碎砖烂瓦,一片狼藉,转来转去、左拐右拐,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
月儿湾北岸,原本大堤之上的杨树成排成行,都有碗口般粗,洪水过后,杨树大多被连根拔起,东倒西歪,城墙一般的大堤被洪水撕裂,留下道道极不规则的沟壑,看到这一切,我才真正理解人们为何常常把洪水比作猛兽之说。
六、慰问团来了
洪水过后第三天,即八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河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灾区各级党委、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出慰问电,号召灾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向洪水灾害进行顽强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八月十二日上午,以中共中央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为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一行,乘车通过解放军临时架设的浮桥,来到遂平。同行的还有农业部长沙风等领导同志。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驻马店地位书记当年陪同,先后来到车站公社魏庄、西刘庄,玉山公社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受灾群众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群情振奋,阵阵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央慰问团的到来,给灾后的遂平人民群众,送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问候,遂平的生产救灾在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和帮助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战斗全面打响。
七、油饼和土豆
我家的房屋水患严重,墙体开裂已无法继续居住,被临时安排在妈妈工作的县委妇联会办公室。初开始那几天,我就睡在木制的长条椅上。后来,县体委的王玉兴叔叔干脆让我睡在体委办公室的会议桌上,度过了那漫长的暑天。
一天,家里收到了邮递员送来的一口大木箱,哥哥和我找来工具迅速打开,里面装满了如小孩拳头大小、土黄色的东西,问过大人才知道是土豆。那是远在山西省长治工作的叔叔寄来的。当时的土豆,远不得现在的良种土豆圆润光滑,个体也不匀称,表皮上有芝麻大小的斑点,吃起来口感麻麻的。因是稀罕之物,妈妈便把土豆分送给几家邻居,让大家都尝尝鲜。
又过了几天,县委机关伙房开始对机关干部及临时居住在机关院内的家属,定量供应些主食,多是馒头、油饼、烙馍之类的,个别时候还供些稀饭、菜汤。伙房大师傅姓徐,是玉山公社初徐大队人,胖胖的,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每到饭点,我拿着馍筐、端着小锅,从西院到东院伙房打饭。家属们都很自觉,都是按人定量的。一天下午,同院的一位阿姨,在打饭时同徐师傅发生了争执,徐师傅还真是动了气,重重地把那位阿姨呵斥了一顿。原来,阿姨家孩子多,定量的饭不够吃,便向徐师傅多要一个油饼,哪知话不投机惹怒了徐师傅。阿姨自知理亏,但又觉得还是有些委屈,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丈夫。谁知那家叔叔非但没有替她说话,反过来又是大声训斥一番,阿姨里外受气,哭红了双眼,连续几日不肯出门,自觉地无颜见人。
这年入秋,吃菜成了问题,好在麦田里,有很多野腊菜,城里的小孩放学后,都拿着蛇皮袋,小剜铲,由城西南渡口乘船去河南岸麦地田剜腊菜,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
剜来的腊菜,经过择洗、过水、晾晒,用些大油、辣椒爆炒,吃起来满口香辣,是一道很好的下饭菜。
八、逝去的英灵
洪水过后两、三天的一个上午,我到县委院里看热闹,只见几名解放军,集中站在团县委办公室门前。虽是炎炎夏日,但他们个个衣着整齐,还戴着棉纱口罩,相互间用麻绳扎紧袖口和裤脚,用白酒喷洒双手和脸部。后见一位军官模样的解放军,给大家讲了几句话,是要他们去城外四周寻找、掩埋洪水中遇难的尸首。后从陆续回来的人口中得知:城外遇难的人很多,一个一个掩埋根本就来不及。听后心中顿生阵阵寒意。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朝贤,县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文华二位烈士的遗体,就是在那几天找到的。
我们家和陈朝贤、王文华两位烈士的家,都是邻居。陈朝贤烈士,又是妈妈的姑表哥、我的舅舅。他的女儿陈苹姐姐回忆:陈朝贤舅舅八月七号离开家时,已是下午五点钟左右,出门前仅留给家人一句话:“带好小石河”。小石河,是陈朝贤烈士六个子女中仅有的一个男孩,且年龄最小,当时也就六七岁。
陈朝贤烈士出生在遂平县阳凤乡肖庄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建国之初参加革命工作,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渐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二十五岁就已担任小寨乡党委书记,后又陆续担任沈寨公社党委书记,张台公社社长、党委书记,石寨铺公社革委会主任,常庄公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七四年十二月,任中共遂平县常委、组织部部长,从履职到牺牲,仅有八个月的时间。
八月七日下午,我曾看见过王文华叔叔,拄着一根撑蚊帐的竹竿,趟着水从街中间往西走。今天想来,那应该是去月儿湾大堤,参加抗洪的路上。
我和王文华烈士的小女儿王爱萍是同学,和他家的三儿子国辉哥哥也常在一起玩。王文华烈士个子不高,操一口南阳口音,言语不多。在父辈中,他是年龄较长的一位。
五十年过去了,修缮一新的纪念碑,高高耸立,四周松柏苍翠,绿草如茵,它昭告全县五十多万人民,要永远铭记在那场洪灾中逝去的英灵们。
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魏云峰
(魏云峰,六十年代生人,粮食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