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朱镕基吃年夜饭时提议增加节假日

编辑:rvdhlpt 时间:7/31/2015 8:09:39 PM 浏览:1910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

和朱镕基吃年夜饭时提议增加节假日

 

张国宝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这是一个幸运的时代,因为我们正在创造历史。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波澜壮阔、日新月异。每一个重大政策的出台,每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作为重大决策的参与者、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之一,国家能源委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通过讲述亲历,为我们重现了国家放长假的决策始末。

 

年夜饭上大胆提议

1998年夏天,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重灾区是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湖北省牌州湾决堤尤为惨烈。

1999年初,春节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湖北灾区慰问灾民。同行的有朱镕基的夫人劳安、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总理秘书李伟和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我。除夕夜,湖北省委省政府为总理安排年夜饭,总理会见了抗洪救灾烈士家属、劳动模范和灾民代表。

活动结束后,朱总理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又吃了一顿家庭式的年夜饭,湖北省党政领导均不参加。席间交谈氛围比较宽松,话题谈到了能否涨工资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也应有相应的提高。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又遇到特大洪涝灾害,对是否涨工资,当时有不同意见,所以财政上虽做了一些准备,但也恐难实行了。

我看席间交谈有家庭式气氛,所以大胆地将我思考的两个问题向总理提了出来。第一个是关于增加节假日的问题。我对总理说,现在这个形势恐怕涨工资已不现实,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种方式。我补充说明,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不需要像建国初期那样靠动员大家加班加点工作来提高生产,相反有不少行业出现开工不足、人浮于事的现象,与其这样不如增加大家的假期,让他们有更多时间休息、学习,还可起到调整经济结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服务业等三产比重。从现实情况看,也不会因为增加了假日影响劳动生产率,影响产品产量。第二个问题是农村高利贷很严重,说明农民需要钱用,又没有正常的贷款渠道,应该增加农村信贷。

对第一个问题,席间大家似乎都赞同,但对第二个问题有些不同看法。我觉得总理对这两个问题似乎都听进去了。后来我听说,慰问活动结束后,朱总理把时任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叫到休息地,增加了数亿元农村信贷,但这只是听说,不知真假。

 

12个部委赞成

春节假期结束后,朱镕基总理回到北京就把可否增加节假日的事交待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研究,王忠禹又交待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具体经办。尤权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把增加节假日的建议进一步具体化,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国务院提出,最好能以国家计委名义正式提出,还希望我了解一下其他国家节假日的情况,作一个比较。

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工作,该公司在世界主要国家都设有办事机构,我想请他帮忙可能比通过外交部向一个个驻外使馆了解更简单快捷。他很快就了解了世界主要国家的节假日情况。

从了解到的几十个国家的情况看,欧美发达国家有名目繁多的假日。当时中国春节3天、五一国际劳动节1天、国庆节2天、元旦1天,全年共7天法定节假日,和朝鲜、越南大致一样。

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想法,我向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汇报后,很快得到他的赞同。我和政研室共同起草了向国务院的汇报稿,并与尤权同志和秘书局密切沟通,将增加节假日具体到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从1天增加到3天,增加了2天,将国庆节假日从2天增加到3天,增加了1天,其余不变,全年实际只增加了3天。但可以将前后两个周末合并使用,全年可形成春节、五一、国庆3个7天的长假期。

汇报稿上报国务院后,由尤权同志召集相关的13个部委开会听取计委汇报并征求意见,由我代表国家计委先汇报介绍了关于增加节假日的建议、方案设计及相关问题。会上,除经贸委外,其余12个部委都赞成。

 

1999年国庆节

首次放长假

会后,尤权同志向王忠禹作了汇报。据他讲,王忠禹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有权决定公共节假日的设定?是国务院还是人大?

国办查找了历史文件,最初设定公共节假日的文件是1950年的政务院文件,也就是说是由国务院来决定公共节假日。王忠禹提出在原有节假日上增加天数,不增加新的节假日名称,还是元旦、春节、五一、国庆4个节日,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还按原规定执行。

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征求意见和测算,增加节假日的方案已基本成熟,但时间也到了1999年8月底,离国庆节只有1个多月时间,朱镕基总理希望能在50周年大庆时就能实施。

1999年8月下旬或是9月初,朱总理召开总理办公会审议增加节假日方案,会上没有什么悬念,各部委和国务院领导都一致同意,也没有提出更多意见,只是强调要做好值班,注意交通安全,银行要做好假日服务等。

最后朱总理提出,这么大的事,虽然是由国务院作出决定,时间很紧,但必须在国庆节到来前争取在中央那边安排一次会,请中央常委听取关于长假期的汇报。于是把中办副主任胡光宝请到会场,朱总理向他讲了情况,请他务必在1999年9月安排在中央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加上这一内容。

后来在1999年9月20日左右中央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中央常委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增加节假日的汇报。据说中央常委一致同意,很快就通过了。

正式文件是在1999年9月23日发的,距国庆节只有一个星期,准备工作也十分匆忙,好在各部门都拥护增加假期。50周年大庆,全国人民享受了第一个7天的长假。

作为始作俑者,我也有一丝担心,长假期间千万别出事故,一旦发生重大事故,长假期的做法一定会受到指责。十一长假过了,国办也在密切跟踪假期的情况,十分幸运,第一个长假十分祥和、顺畅,没有发生交通等重大事故。国办还监测到交通运输增长情况和消费零售服务业的增长,各方面情况都表明假日刺激了消费,假日经济一词也应运而生,各方面都给予了好评。

1999年10月1日首次开始长假制度,至今放长假已实施了14年,广大人民群众从中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假日经济拉动了消费是不争的事实,符合我们当前调整经济结构的方向。

(据《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