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残暴”艺术家，却也是上帝之光丨追随卡拉瓦乔

奥塔维奥·莱奥尼,《卡拉瓦乔像》,约1621年

　　对于卡拉瓦乔，大家最为熟知的可能是他那极具话题性的暴躁性情和危险的生活方式：

　　从1600年11月至1605年10 月，他共有11起违反法律行为记录在案，包括袭击、伤人以及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携带剑和匕首。

卡拉瓦乔,《美杜莎》,1595-1596年之间

　　1606年5月29日，卡拉瓦乔还因赌博和别人起了争执，并在接下来的扭打中杀死了对方。于是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犯生活。

　　在逃亡马耳他期间，他因伤害一位马耳他骑士（Knights of Malta）而被捕入狱；成功逃走后，却于1609 年10月在那不勒斯的一家酒馆外面被袭击而严重负伤。

　　1610年夏天，他怀着被宽恕的希望返回罗马，结果却在途中不幸离开人世。

卡拉瓦乔，《圣厄休拉的殉难》，1610年

　　尽管他的这种性格和生活方式看起来的确令人咋舌，但却丝毫不能撼动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地位，也无法淹没他对同时代及后世艺术家的深远影响。

　　卡拉瓦乔处于文艺复兴之后群星陨落的年代，在继承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开启了自然主义的先河。

　　他独特地运用光影，强烈的明暗对比使画面充满舞台般的戏剧性效果；并大胆地将底层人物的形象引入宗教绘画当中，阐释出自己独特的宗教情怀。

卡拉瓦乔，《圣母之死》，1601-1602年

　　他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先例作品激发了后来者的竞相学习，包括巴尔托洛梅奥·曼弗雷迪、瓦伦汀·德布伦、尼古拉斯·图尼埃、尼古拉斯·雷尼埃、切科·德尔·卡拉瓦乔以及年轻的胡塞佩·德·里贝拉等一众杰出的艺术家。他们也被称为“卡拉瓦乔派”画家。

　　今天，知美君就和大家一起，看看这些在卡拉瓦乔影响下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以及在其影响下的绘画发展。

《追随卡拉瓦乔》

[美]迈克尔·弗雷德

2020年6月

有书至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描绘通俗人物

　　在将杀手、玩纸牌者、饮酒者、乐手、扒手、吉卜赛人以及其他的通俗人物形象引入绘画的过程中，卡拉瓦乔的《占卜师》（Fortune Tellers，创作过两个版本）与《老千》（Cardsharps）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幅作品描绘了占卜师、玩纸牌者、偷窃者等通俗人物形象，并呈现出极具戏剧性的瞬间。

　　这幅《占卜师》中，一位吉普赛妇女正为一位贵族男青年看手相 。

卡拉瓦乔 , 《占卜师 》, 1594 -1595年

　　简洁、明了的半身像构图 , 却悄然地特写了正在发生的盗窃情境——吉普赛妇女正在偷窃男青年手指上的戒指。

　　而这幅《老千》则刻画了一个玩纸牌者出老千的场景：

卡拉瓦乔，《老千》，1594-1595年

　　画面中描绘了两个骗子、一个无辜的赌徒。场景简单而紧凑。

　　画面左侧的赌徒专注地看着自己手中的牌，浑然不觉身边另外两个人的老千手段。

　　描绘通俗人物这一特色被卡拉瓦乔的追随者们继承，并发展成一类重要的绘画题裁。但与卡拉瓦乔不同的是，他的追随者们通常是以三教九流云集的客栈或类似空间为场景来描绘这些人物。

　　巴尔托洛梅奥·曼弗雷迪的这幅《玩牌者》（Cardplayers），便同样向观众展示了玩纸牌这一场景。画面中除了两位玩牌者之外，还聚集着一些无关的旁观者。

巴尔托洛梅奥·曼弗雷迪，《玩牌者》，1618年

　　画面中玩牌者紧贴前景的特点，可以看出沿袭自卡拉瓦乔的早期作品。 但不同的地方在于，曼弗雷迪的这幅作品放弃了明亮的光线，整个场景以深色调描绘，也许有人将其称为浓重的明暗对比，这是曼弗雷迪酒馆主题的一个标志。

　　而瓦伦汀·德布伦的代表作《占卜师》，则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表现了1600年之后的卡拉瓦乔风格，即一种局部色彩浓烈、明暗对比鲜明的风格。

瓦伦汀·德布伦，《占卜师》，约1620年

　　画中六个人物形象（四名男子、两名女子）被置于一个幽暗且地点不明的内部空间。画面中央站着一位年轻的吉普赛女性，她正为身着昂贵服饰、头戴羽毛帽子的年轻男子解读掌相。

画面左侧，在吉卜赛女人的背后，一个穿着深色披风和帽子、几乎完全隐匿在阴影中的人物（有些许亮光照射到其帽子的顶部）正小心翼翼地从女子身边的袋子中取出（也就是偷）一只鸡。

　　单人像作品中的直面性/专注性

　　直面性

　　卡拉瓦乔的存世油画中，除去因概念独特而不能被视为肖像画的少数几幅画作之外，单人像画作的数量可谓相当可观。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基于一种可称之为“直面性” 的构图，简单来说，即人物形象有侧重地面向观众。

　　以《酒神巴克斯》为例：

卡拉瓦乔，《酒神巴克斯》，约1597年

　　画面中年轻俊美的酒神，斜靠着面对观者，他一手持着自己身上那宽松外套的束带，捂在胸口，一手提着盛着满满葡萄酒的高脚酒杯，仿佛在邀请我们与之共饮一杯美酒。

　　这种构图将观者与作品的关系主题化，画家承认了观者的在场，并在第一时间给予肯定，营造出极为逼真的感官体验。

　　而在形式上，这些作品的人物形象总是跃然纸上，即画面背景极度简化，画中人物简直如同要被推出画布而闯进观者的空间。（酒神巴克斯左手优雅地举着高脚杯，杯中酒仿佛将要倾洒而出。）

　　这在卡拉瓦乔追随者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

　　比如，胡塞佩·德·里贝拉的单人像作品《乞讨者》（Beggar）。

胡塞佩·德·里贝拉，《乞讨者》，约1612年

　　画中的乞讨者毫无疑问取自生活中的真实形象。感觉上，他与画平面极度地贴近，以至于近乎达到重合的地步，仿佛已经威胁到观者的空间。

　　单一的光源从左上方落下，照亮他已变秃的额头、红色的鼻子与脸颊以及部分胸膛；他略微侧目，好像并未完全直视观者，但这进一步强调了身体的在场性。

　　而在另一位与卡拉瓦乔关系密切的艺术家切科·德尔·卡拉瓦乔的《长笛演奏者》（Flute Player）中，描绘了一位年轻的淡棕发色男子，他身着宽松的白色衬衫、棕黄色的马甲，头戴插有棕黄色羽毛的黑帽子，双手拿着长笛，并向观者投来并不友善的目光（至少看起来如此）。

切科·德尔·卡拉瓦乔，《长笛演奏者》，1615-约1620年

　　从风格上讲，切科的作品体现出一种光学聚焦度极高的写实主义，这起先源于卡拉瓦乔16世纪90年代、17世纪初期的作品，但之后切科在这条路上比卡拉瓦乔走得更远，或远远超出了卡拉瓦乔的意愿。《长笛演奏者》就是一个例子。

　　瓦伦汀·德布伦的《鲁特琴师》则更能明显地看到卡拉瓦乔的影子。直到不久前它还被当作卡拉瓦乔的《鲁特琴师》的复制品而被挂在同一间展厅。

瓦伦汀·德布伦，《鲁特琴师》，约1625—1626年

　　画面中一个英俊、富有男子气概的年轻人，穿着精致华贵的服饰坐在椅子或高脚凳上弹奏着鲁特琴。

　　年轻人嘴唇微张，也许暗示正在歌唱，右腿搁在左腿的膝盖上，头微微向右倾斜，但目光笔直地凝视前方（让我们感觉与其四目相对）。

　　但这幅作品的主要特点在于衬衫的色彩与非凡的笔触处理。高贵又仿佛轻薄透明的真丝、深色却富有光泽的金属胸甲，以及歌者手和脸部的描绘，也是这幅作品的非凡之处。

专注性

　　在卡拉瓦乔另一些单人像作品中，人物则呈现聚精会神的状态，比如，抹大拉在忏悔、圣弗朗西斯在祷告、圣杰罗姆在写作、大卫注视着哥利亚的头沉思。这种展现人物专注性的构图方式为单人像作品带来心理上的“深度”，这种人物的深度可以算是卡拉瓦乔作品的一大特点。

　　体现专注性的一个简单例子是《沉思的圣杰罗姆》（Saint Jerome），这件作品的专注性力量着实让人印象深刻。

卡拉瓦乔，《沉思的圣杰罗姆》，1605-1606年

　　画面主要描绘杰罗姆的胡须、俯视角度下微微反光的秃顶。（他伸展着的右手臂纤细却不乏肌肉，右手执笔仿佛将要书写。对面的骷髅直视着他，虽然看似被遗忘但实则已内化为整体的一部分。）

　　在曼弗雷迪的《弥达斯在河源处洗去黄金诅咒》（Midas Washing at the Source of the Pactolus）中，同样可以看到这样对专注性的体现。

巴尔托洛梅奥·曼弗雷迪，《弥达斯在河源处洗去黄金诅咒》，约1613-1615年

　　画面中，弥达斯大部分身体裸露着，朝他的左边（我们的右边）弯下身子，专注地清洗搁在石头上的左脚。

　　这一清洗的动作被刻画得极度逼真。弥达斯的左手手指伸向脚趾缝间，似乎要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能被河水清洗，从他脚上滑落的水滴已然变成金子，而石头本身却保持了原状。

　　通过这一绝妙的手段，画家从视觉上精确捕捉了弥达斯变回凡人的瞬间。

　　就写实主义、专注性、神话题材和纯粹的男性躯体刻画这些方面而言，若没有卡拉瓦乔的范例，《弥达斯》是无法想象的。

　　多人像作品中专注性与直面性的结合

　　在卡拉瓦乔16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创作中，尤其是《音乐家们》和《逃往埃及路上的休息》这两件作品中，已能看出专注性与直面性结合所发挥的作用。

卡拉瓦乔，《音乐家们》，1594-1595年

　　但两者结合起来作为最重要的组织原则出现，还是在曼弗雷迪、瓦伦汀、图尼埃、雷尼埃和乌埃的小酒馆场景作品中。

　　比如瓦伦汀的《“音乐会”浮雕》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主题并行：

瓦伦汀·德布伦，《“音乐会”浮雕》，约1624年

　　四个人物形象（左侧的小提琴师、在他左侧拿着半本书或正在翻页的歌唱者、画面后方背对观者正在喝酒的男孩以及画面底部将酒倒入细颈瓶中的男子）显然沉浸于自己的行动，以致完全忽视了观者，而另外三个人物形象（位于右侧的两名音乐家、画面中间的男孩）直视画外。

　　的确，站在这幅作品前很难分辨以上哪部分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瓦伦汀显然在强化专注性人物时下了苦功，尤其是那名倒酒的男子。他的诸多细节很大程度上隐没在阴影中，且让人感觉极度专注于这一简单的动作，以至于心无旁骛。

《“音乐会”浮雕》细节

　　但很显然，瓦伦汀也希望让观者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直视，甚至是被注视，不仅被位于画面右侧的两名音乐家，而且还被画面中心将脸颊靠在右手臂上休息、嘴巴微张像是在唱歌的男孩所注视。

　　而在另一些作品中，专注性与直面性可能并非达到完全的平衡。

　　比如，在曼弗雷迪的《饮酒者的团聚》中，专注性人物便占据多数。

巴尔托洛梅奥·曼弗雷迪，《饮酒者的团聚》，约1619- 1620年

　　五个人物专注于某种典型活动（吞咽食物、弹奏鲁特琴、倒酒、背对着观众喝酒），或被他们右侧（我们左侧）的某些我们说不清的事情所吸引。只有那名坐在右侧、蓄着深色胡须、敞开着衬衫、头戴羽毛帽子、将手中玻璃杯举过肩膀让人倒酒的赌徒好似藐视地注视着观者。

　　然而，在这件作品中，虽然直面性与专注性人物的数量悬殊，但赌徒的权重连同他特别的位置安排使作品带给人的直面感压倒了专注感。

　　在瓦伦汀的《不同年龄的四个男人》（Four Ages of Man）中，四名人物中的三名看向画外，只有右侧一名穿着铠甲的成熟男子正在阅读。

瓦伦汀·德布伦，《不同年龄的四个男人》，1624-1625年

　　但从这简单的阅读行为（更确切地说，是在研究一张军事建筑的插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如同侧放的大理石块对整幅作品的锚定。

　　《追随卡拉瓦乔》

[美]迈克尔·弗雷德

2020年6月

有书至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卡拉瓦乔的艺术风格对其后西方油画发展历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逝世后的二十年间，其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先例作品激发了后来者的竞相学习。

美国艺术史学家迈克尓·弗雷德率先洞悉这些画家之间的渊源，将他们的作品进行汇总，并检视他们与卡拉瓦乔的本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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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1939年—）是当代杰出的艺术史学家、艺术批评家、文学评论家与诗人。在这本《追随卡拉瓦乔》中，弗雷德揭示了他称之为“卡拉瓦乔派”画家作品中的深厚意蕴与画面的纯粹野心，将为艺术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注入新的活力，适合艺术研究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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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有书至美